本文介绍了多变量分析的基本原理,并将其与更常用的基于体素的单变量分析进行对比。这两种分析方法均应用于一个临床神经科学数据集。补充的半分模拟结果显示,多变量分析结果在独立数据集中的可重复性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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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多变量分析的基本原理,并将其与更常用的基于体素的单变量分析进行对比。这两种分析方法均应用于一个临床神经科学数据集。补充的半分模拟结果显示,多变量分析结果在独立数据集中的可重复性更优。
代表性结果
单变量性能 结果详见图3。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最大FDG代谢减低区域位于颞上回,即布罗德曼38区。ROC曲线下面积达到AUC=0.90。该对比在复制样本中的泛化效果较好,ROC曲线下面积为AUC=0.84。
多变量性能 结果详见图4。在小脑区域发现具有正向载荷的区域,提示在疾病状态下信号相对保留;而在顶颞区、额叶区域以及后扣带 gyrus 则发现相关信号丢失。在推导样本和复制样本中,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6和0.88,略优于单变量标志物。
分样本模拟 结果详见图5。该图显示,与单变量标志物相比,多变量标志物能更好地复现诊断性能。多变量标志物的平均总错误率为0.203,而单变量标志物的平均总错误率为0.307。

图1. 该简图描述了单变量与多变量分析策略之间的差异:本图展示了一个假设的三维数据集。左侧显示所绘制的三个变量之间无相关性;而右侧则显示一个主要的方差来源,表明三个体素之间存在正相关。若采用仅基于体素逐个考虑均值的单变量分析方法,则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相反,多变量分析在构建神经激活模式之前,会先识别数据中的主要方差来源(红色箭头所示)。

图2. 此幻灯片以简化形式展示了神经影像数据中任何多变量分析的基本成果。依赖于受试者索引 s 和体素索引 x(表示脑内体素位置)的数据阵列 Y(s,x),被分解为若干项之和:第一项是仅依赖于受试者的因子得分 ssf(s) 与仅依赖于体素的协方差模式 v(x) 的乘积;第二项是无法由协方差模式解释的激活信号,由受试者和体素共同决定的噪声项 e(s,x) 表示。方程下方的两个图示分别给出了受试者缩放因子和协方差模式的示例。每位参与者均表现出该协方差模式,但程度不同,如受试者因子得分所示。协方差模式及其在受试者中的表达提供了一种简洁的总结方式,避免了需单独追踪每个体素行为的复杂性。当受试者缩放因子的数值增大时,协方差模式中蓝色区域对应的激活程度降低,而红色区域对应的激活程度则同步增强。受试者因子得分可与外部感兴趣的变量(如受试者年龄或认知任务中的行为表现)进行相关性分析,且该相关性分析无需进行多重比较校正。
此类分解方法有多种,但最常用的是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这也是我们的首选技术。需要注意的是,可以通过将协方差模式投影到任意具有相同维度的数据集中来获得被试的缩放因子,而不仅限于生成该协方差模式的原始数据集。这使得协方差模式适用于检验在一个数据集中观察到的脑-行为关系是否能在另一个不同的数据集中得到重复验证。

图3. 本图展示了单变量分析的结果。左下图显示了在推导样本中表现出最显著阿尔茨海默病(AD)相关代谢减低区域的FDG信号值,其MNI坐标为X=2 mm,Y= -48 mm,Z= 30 mm(楔前叶/扣带后回,Brodmann 31区)。右下图显示了在验证样本中同一位置的FDG信号值。可以看出,在验证样本中,AD患者与对照组之间的FDG信号差异虽然总体上仍具有显著性,但组间重叠增多,差异程度有所减小。

图4. 本图展示了多变量分析的结果。在上方面板中,我们显示了多个轴向切片,分别以红色和蓝色标示出协方差模式中显著正向和负向权重的区域(p<0.001)。请注意,每个扫描图像均已按其全局平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因此红蓝颜色反映的是相对于疾病严重程度的PET信号相对增强或减弱,而非绝对变化。因此,红色区域提示在疾病影响下信号的相对保留,而蓝色区域则提示因疾病导致的信号丢失。红色区域主要位于小脑,而蓝色区域则出现在后扣带回、顶颞区和额叶区域。左下方面板:显示了在推导样本中与阿尔茨海默病(AD)相关的协方差模式的受试者因子得分。AD患者表现出更高的因子得分。右下方面板:展示了将AD相关协方差模式前瞻性应用于复制样本后所得的受试者因子得分。可以看出,在复制样本中诊断对比度略有下降,重叠程度有所增加,但与单变量情况相比,其诊断效能的泛化能力明显更优。

图5. 该图展示了1,000次拆分样本模拟的结果。列出了在复制样本中单变量和多变量诊断错误率的均值及标准差。可以看出,尽管多变量标志物的性能表现变异性略高,但其泛化能力明显优于单变量标志物。
我们希望让读者对多变量分析的基本原理有一个初步了解;有兴趣的读者可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更多信息。在本研究的多变量分析中,我们对某些参数的选择可能引发较大争议。为避免分散对主要问题的讨论,本文未深入探讨这些争议。首先,我们选择前6个主成分来构建与阿尔茨海默病(AD)相关的协方差模式。这一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本文未予详述4。然而,具体选择6个主成分对我们的核心论点并非关键:在2至20个主成分的范围内任意选择,多变量标志物在分样本模拟中的泛化性能仍保持优越。研究结果对于推导样本和复制样本中受试者数量的选择同样具有稳健性。我们在复制样本中为两组各选择了20名受试者,但这完全是出于数学计算上的便利,以加快运算速度。即使增加推导样本中的受试者数量,两种技术相对优势的结论仍会保持一致。
其次,我们仅介绍了最基础的多元分析方法。实际上,还可以采用许多更为复杂的技术,例如借鉴机器学习文献中的方法、在主成分分析(PCA)之前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变换,以及其他多种改进策略,这些都有可能进一步提升模型的泛化性能。为简洁起见,本文未涉及这些可能性。
未声明任何利益冲突。
作者感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基金的资助:
NIH/NIBIB 5R01EB006204-03 多变量神经影像分析方法
NIH/NIA 5R01AG026114-02 使用动脉自旋标记 MRI 与协方差分析进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检测
ADNI: 影像数据由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影像倡议(Alzheimer's Disease Neuroimaging Initiative, ADNI)(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U01AG024904)提供。本项目的数据收集与共享由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影像倡议(ADNI)(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号 U01 AG024904)资助。ADNI 由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美国国立生物医学影像与生物工程研究所,以及以下机构的慷慨捐助共同资助:Abbott、AstraZeneca AB、Bayer Schering Pharma AG、Bristol-Myers Squibb、Eisai Global Clinical Development、Elan Corporation、Genentech、GE Healthcare、GlaxoSmithKline、Innogenetics、Johnson and Johnson、Eli Lilly and Co.、Medpace, Inc.、Merck and Co., Inc.、Novartis AG、Pfizer Inc、F. Hoffman-La Roche、Schering-Plough、Synarc, Inc. 和 Wyeth,以及非营利合作伙伴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lzheimer's Association)和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发现基金会(Alzheimer's Drug Discovery Foundation),并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参与。ADNI 的私营部门捐助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负责协调(http://www.fnih.org)。项目承担机构为北加州研究院与教育中心(Nor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研究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研究组(Alzheimer's Disease Cooperative Study)协调。ADNI 数据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影像实验室(Laboratory for Neuro Imaging)分发。本研究还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 P30 AG010129、K01 AG030514 以及达纳基金会(Dana Foundation)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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