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6日
本文详细描述了如何建立大鼠无肝期(肝脏缺血)动物模型,以促进肝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基础研究。
通过模拟大鼠肝移植模型中的血流动力学变化,研究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缺血-再灌注损伤是肝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合并肝外器官受累的患者通常住院时间更长,医疗费用更高,且预后更差。
该并发症的发生与肝移植无肝期的持续时间密切相关。然而,肝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基础研究表明,肝移植术后的存活率与肝外器官损伤程度呈负相关。根据无肝期的定义,我们模拟了肝移植过程中导致肝外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的血流动力学变化。
本文的目的是详细介绍如何建立大鼠无肝期动物模型,用于肝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基础研究。袁 Yuan 博士负责所有视频中的动物操作。所需器械包括直头和弯头眼科镊、人工晶状体(IOL)镊、眼科剪、一至两把拉钩、棉签、3-0 外科缝线、碘仿纱布、缝合针,必要时使用 Biosystems 系统;其中人工晶状体(IOL)镊因具有圆头设计,可用于分离血管。
动物麻醉机、脱水机、包埋机、病理切片机、冷冻机、组织切片机、电热鼓风干燥箱、神经光学显微镜、扫描仪、用于全身麻醉的安氟醚、4%多聚甲醛溶液、无水乙醇、二甲苯、高效石蜡、苏木精-伊红染色液、盐酸、氨水、载玻片、盖玻片、中性树胶及染色试剂,以及耗材。移液器、离心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试剂盒、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试剂盒、肌酐试剂盒。称重后,使用动物麻醉机通过异氟烷对大鼠进行麻醉。
腹部消毒后,使用镊子和剪刀在剑突下方做一条3厘米长的正中切口。打开腹腔,用拉钩暴露肝脏,并游离肝胃韧带。用棉签轻轻翻转肝脏中叶并向上抬起,以暴露肝门。
辨认胆管、门静脉和肝动脉。使用棉签将小肠推向左下腹腔,并将下腔静脉移至右肾静脉处,用眼内透镜(IOL)镊子分别分离出右肾静脉上方的门静脉、肝动脉和下腔静脉,每把镊子均用带滑结的3-0丝线标记。切开左右下肢的皮肤,使用眼科镊子暴露股静脉。
通过股静脉缓慢注射625 IU/kg的低分子量肝素,以实现全身肝素化。使用3-0缝线结扎门静脉、肝动脉和右肾静脉上方的下腔静脉,持续45分钟。将小肠放回腹腔,并用纱布覆盖。
在这些时间段内应减少吸入麻醉。45分钟后,松开门静脉、肝动脉以及右肾静脉上方的下腔静脉。逐层缝合肌肉和皮肤,并终止吸入麻醉。
术后使用皮下注射吗啡(5 mg/kg,每4小时一次)提供镇痛。观察大鼠直至其清醒,并在温度为25±2°C、湿度为50±10%的环境中饲养,需使用动物加热灯。在该动物模型中,根据缺血时间将大鼠随机分为五组:缺血15分钟组(I 15组)、30分钟组(I 30组)、45分钟组(I 45组)、60分钟组(I 60组)以及假手术组(sham组),每组10只大鼠。术后观察各组大鼠14天的存活率。
在 I 15、I 30 和假手术组中,所有大鼠均存活。I 45 组有 8 只大鼠存活至 14 天,而 I 60 组仅有 2 只存活。结果表明,大鼠最多可耐受 45 分钟的无肝期。
实验过程中,使用Biosystems系统记录了大鼠在无肝期前后的心率和血压变化,以及右侧颈内动脉插管的情况。我们发现,血管结扎后,大鼠的心率和平均动脉压(MAP)发生了显著变化。结扎后,肝脏缺血、肠道淤血和水肿、胃底静脉曲张以及脾脏肿大均明显可见。
将80只大鼠随机分为八组,分别为缺血45分钟组(T0)、再灌注6小时组(T6)、12小时组(T12)、24小时组(T24)、48小时组(T48)、72小时组(T72)、7天组(T7)和14天组(T14)。处死大鼠后取肾脏、胰腺、小肠、心脏和肺组织,进行HE染色。除心脏外,其余组织均根据文献参考标准分别进行病理评分。
结果显示,肝外器官损伤最严重的时期各不相同。胰腺为术后6至24小时,肺为术后24至48小时。肠道和肾脏在缺血45分钟后损伤最为严重。
术后24小时,肠黏膜未见明显异常,肾脏在48小时后恢复正常。至于心脏,随着再灌注后时间的推移,术后24至48小时内心肌组织出现局部心肌细胞坏死、细胞碎裂与溶解、炎性细胞浸润以及局部血管扩张和充血。采集血清,采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ALT、AST、肌酐和淀粉酶水平。
所有指标均在24至48小时达到峰值,与病理变化不同。尽管术后48小时各项指标水平基本恢复正常,但病理损伤仍在持续。综上所述,该大鼠模型无需显微外科操作,简便易行,可为肝缺血后肝外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基础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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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详细描述了如何建立大鼠无肝期(肝脏缺血)动物模型,以促进对肝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基础研究。该研究强调了理解肝移植过程中血流动力学变化的重要性。
该大鼠肝脏移植模型通过模拟无肝期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可实现对肝外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性风险评估。该模型为评估器官特异性损伤时间进程提供了可重复的系统,并支持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中的靶点验证。该模型有助于预测化合物诱导的器官应激,并为早期发现阶段的“推进/终止”决策提供依据。
该模型可整合到从靶点验证到临床前安全性评价的发现全流程中,尤其适用于具有血流动力学或器官应激风险的化合物。